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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治理能力研究:内涵解读、动力机制与提升策略

时间:2017-11-23 11:06:00 本文地址:http://www.qikan58.com/Info-detail-25799.html 来源:向洪+曹如中+郭华 点击数:32

〔摘 要〕[目的/意义]针对新型智库建设提出完善智库治理能力的倡议,旨在提高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信息保障和智能支持作用。[方法/过程]文章通过運用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了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理论内涵、动力机制、获取方式、现实体现和提升策略。[结果/结论]认为正确理解智库治理能力是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基本前提,中国新型智库必须加强智库治理能力建设,大力提升治国理政的决策咨询与智力服务能力。

〔关键词〕智库;治理能力;决策咨询;智力支持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11.007

〔中图分类号〕G252.8;G25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7)11-0040-06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ink Tanks:Theoretical Connotation,Driving Mechanism;and Promotion Strategy

Xiang Hong1 Cao Ruzhong2 Guo Hua3

(1.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Changsha 410208,China;

2.Management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

3.Library,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 must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ink tank governance,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role of think tanks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Method/Process]Through us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otivation of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ink tanks,probed int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basic embodiment of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ink tanks,and put forward the ways to realize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think tanks and the measures of protection.[Results/Conclusion]The paper probed the ability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think tanks,could greatly enhance China's new think tank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Key words〕think tank;governance capability;decision consultation;intelligence support

在当今全球竞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政府决策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复杂,仅凭来自政府内部的经验与知识进行决策的传统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参与进来,这就为智库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也对智库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研究表明,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最宝贵的资源,作为以影响政策思路和为公共决策提供智能支持为目标的组织,智库一直是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建国以后,智库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发展由高速换挡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我国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前所未有,无论是改革方案的推进,还是重大决策的制订,除了依赖民主决策程序以外,更是越来越需要集体的智慧和科学的决策方式[3]。2015年,我国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将智库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也正式把民间智慧纳入到决策的因素中来[4]。2016年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倡议,要求建设一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开展前瞻性研究的高端智库,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出了明确目标与方向。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赋予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智库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将越来越高[5],智库治理能力成为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1 智库治理能力的内涵解读

治理一词源于上世纪90年代,根据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的观点认为,治理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途径进行调节的宏观决策机制,治理的主体并不一定必须是政府,治理效果也并不一定非得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而偏重于权力与利益的设计与安排[6]。智库治理能力的概念主要源于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说法,作为具有参政议政功能的智库,主要以服务政府决策为导向,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政策评估等方面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智能支持服务,其治理能力可以自然延伸至智库对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领域。然而,治理的本意在服务,是受严格约束的有限行为。因此,智库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智库通过独立自主的开展调查研究,形成战略谋划与综合研判,并以公共决策支持手段与资政参谋工具来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发展,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智能支持与服务,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7]。智库治理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主要依靠相互影响且发生作用的不同行为者的多种方式进行互动来达成。因此,从本质上来分析,智库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种非暴力、非统治的制度诉求,与那些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与规则相比,智库治理主要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8]。与以强制力作为保障的国家治理所包含的正式制度安排不同,智库治理能力与智库开展具体的研究与决策咨询工作有着本质的联系。智库作为公共决策咨询的智能支持工具,智库治理能力必须通过开展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政策思路与解决方案,以此确立自己服务公共决策的能力,并作为政府决策支持的重要出发点。正确理解智库治理能力的内涵十分重要,否则智库就会迷失在各种不同的思潮中,为各种声音所干扰,智库研究也就失去了主心骨,沦为某些带有政治派别或政党的附庸或传声筒,甚至站到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执政党的掣肘[9]。endprint

长期以来,智库在国家公共政策制订和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智库在政策制订与公共决策中所具有的智能支持作用,也成为智库治理能力的鲜明标志[10],如智库通过对重要战略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来预判政策走势,通过制订良好的管理机制来巩固决策咨询服务网络,通过多元的筹资渠道来保障独立的研究能力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通过凝聚思想型人才开展政策设计研究,通过产出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支撑公共决策等,上述种种,是智库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11]。以美国智库为例,尽管他们的使命各不相同,经费来源各有差异,但他们的观点往往通过媒体捕捉和传播,或通过各自控制的渠道进入到政府机构中,从而在公共政策制订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力[12]。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全球第二,但在软实力上与世界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方面需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提升智库治理能力,不仅可以提升智库自身的运营水平,扩大智库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夯实中国战略发展所需的软实力,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智库的能力包括很多种,如战略环境态势感知能力(把握形势发展)、信息检索和情报服务能力(情报分析)、思想传播和教育能力(政策和学术研究)、合作交流与对外沟通能力(咨询和服务)、知识生产与创新与能力(方法、工具、成果)、智库自身管理能力等。但智库的性质定位决定其功能主要停留在包括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政策评估、理论引导、启迪民智、影响社会舆论、社会服务、“二轨外交”等方面,也即“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因此,尽管智库的研究着眼于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但是,由于智库所具备条件的NGO价值属性,智库只能是以智为本,并非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承担行政职能,也不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只履行参政议政职责而不参与执政,有且只能停留在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层面,其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只是修补性意见或决策方案的一种。尽管智库也可能有属于智库独特的外部治理能力这一属性,但这并不能改变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角色地位和内在功能。因此,智库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智库服务政府决策咨询的能力,也包括智库内部自我管理、协调的能力,而不是直接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而包括公共治理能力在内的国家治理能力并不属于智库治理能力的范畴。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参与国家战略、政策制订,智库治理能力有且只能停留在资政参谋的范畴,是为建言献策,只能向政府公共决策者提供智力服务与智慧服务。

2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动力机制

2.1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需要

近年来,智库服务决策的意识明显增强,智库围绕政府工作的重心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研究,起到了很好的资政参谋与智能支持作用,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智囊”与“参谋”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智库在参与国际国内政治、经贸、军事、外交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智库主要以官方或半官方为主,经费来源以政府合同为主,来自民间和基金会的捐赠相对较少,导致智库研究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障,不能平衡体制属性与独立研究之间的关系,智库成果在公共决策中缺乏系统化的安排,智库战略谋划与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能力有限、研究质量和水平不高、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转化的渠道不畅通、社会效益不明显、传播和影响力不大,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处于若即若离状态[13]。因此,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是促进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

2.2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是智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 研究表明,智库在公共政策制订方面具有重要的智能决策支持作用。尽管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各不相同,但各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发挥智库在专业洞见、知识积累、人才储备、思想引领、价值创新等方面的智能支持作用,智库也尽力发挥自身在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尽可能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更好的合理化建议,促进经济进步与社会发展;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亟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智能支持与民间智慧。提升智库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智库释放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利于促进智库自身发展与完善。

2.3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制度竞争力的需要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智库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支撑道路自信的理论基础。发达国家经验表明,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扩张,往往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也是智库快速发展并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时期。智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不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的体现,同时也可以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制度竞争力。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挥了后发优势,整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提高,正是改变国际形象和争取更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最好时机。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此时应当积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效用,向世界充分阐述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通过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国树立良好形象,提升中國的国际影响力。

2.4 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是引领社会舆论与公民教育的需要 智库在社会舆论引导和价值观塑造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智库汇聚了一批具有专业背景、学科理论、基础知识、先进思想、新潮观念的人士,这些人往往活跃在既定的领域,大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言行举止很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和公众仿效,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智库作为这些人士最重要的集聚地,在引领社会舆论、传播主流价值观、教育社会大众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智库也因此而一直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智库不仅可以通过总结改革发展经验,引导社会舆论氛围,传递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而且可以通过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营造清风正气的良好社会环境。endprint

3 智库治理能力的获取渠道

智库治理能力是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智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智库服务政府公共决策的能力得以实现。研究表明,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是智库追求的核心价值,而智库治理能力也建立在此基础上,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的渠道来获取。

首先,智库治理能力源于智库针对具体和热点问题开展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其调查研究的过程不受外力或政治派别的左右。即便是存在干扰,研究人员也能顶住或排除各方面压力,运用科学的方法与工具实事求是地开展公平和公正的调查研究。由于政策制订并不简单等同于某一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智库必须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开展研究调查,以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申张。因此,智库研究的独立性要求智库在政策研究中坚持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创新思想,绝不能期待别人的附和与支持[14]。正是由于研究的独立性,使得智库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参谋力量,不仅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而且影响着政策走向。

其次,智库治理能力源于智库为公共决策提供实用且具有建议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智库研究是途径,最终目的是为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因此,智库研究范围与方向要具有针对性,研究人员必须是受到专业学术训练的专门人才,研究成果必须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指导和建议。随着政府决策程序越来越复杂,社会大众对政策分析的及时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公共决策所需时间更长,研究精度更深,研究范围也更广。研究表明,国际一流智库影响力取得的关键在于其战略研究与政策咨询报告的高质量[15],因此,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是提升智治理能力的关键。如美国兰德公司为各级政府提供包括数据收集、竞争分析、绩效衡量、趋势预测与政策建议、能力建设等服务,公司所做的大部分研究项目都是由政府委托的,他们在全球5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预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共同的趋势。

第三,智库治理能力源于智库成果在政府决策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或智库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四个方面。学术影响力要求智库能够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把握理论前沿和学术高端,在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不断发表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政策影响力要求智库在政府决策中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打通学术研究和政府决策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拥有影响政策制订走向的力量。社会影响力要求智库能够在主流媒体上针对时政发表深刻而且有洞见的评论,而且这些评论对政府重大决策产生深远和长远影响。国际影响力要求智库能够统筹国内外各类智库资源,与国际著名机构合作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对外交流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智库的国际竞争,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提高国际话语权[16]。

4 智库治理能力的现实体现

1)通过提出契合时政的原创思想或政策建议,为公共政策制订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奠定政府执政的基础。以美国为例,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很大,二战以来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都可以追溯到智库的原创思想中。如布鲁金斯学会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提出对外施行“马歇尔计划”和“制裁流氓国家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外交关系协会在二战期间先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占领德国”、“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政策建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兰德公司向曾老布什政府提出实施了“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政策建议。而2001年“9·11”事件后的反恐对策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则源自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17]。

2)通过旋转门机制,为政府输送专家型官员,同时也为许多离任官员提供理想的去处,实现智库与政府决策之间的顺畅交流与沟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越来越复杂,智库对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离任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所谓“旋转门”的良性循环,无论是对智库的发展还是政府决策的正确制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可以一展政治抱负,他们从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听取智库的意见。另一方面,回到智库的离任政府官员,由于在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当他们冷静下来研究相似的问题时,他们研判的思路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更具针对性,智库成果被决策者采纳的可能性更大。智库的治理能力通过这种旋转门机制得到很好体现。以美国为例,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等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为政府输送了不少学者型官员。他们当中有担任过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有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而2014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辞职后,直接接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18]。

3)通过举办高级别的国际国内研讨会,极大地促进民间的合作交流,扩展政府的斡旋余地。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充分认识到了智库在提升国家内政与外交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有些政府不便出面调停的民间领域,智库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交流与合作作用,智库的治理能力也从中得到体现。如2014年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西班牙国际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等相关智库成立了“丝路国际论坛”,成为丝路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2015年该平台牵手27个国家的40多家智库共同发起成立“丝路国际智库网络”,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发展战略方面的对接,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4)通过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澄清公民对政府的许多错误认识,为政府執政争取更大的空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的牵制;通过智库来兜售自己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以扩大智库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进而被决策层采纳,并影响民众的思想观点,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理想渠道。如美国在言论方面的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允许各种“标新立异”甚至“异端邪说”的公开存在,为智库传播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国内举办的研讨会,一般都会刻意聘请思想完全对立的主辩双方进行发言,主办方对参与辩论的言论进行判断,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舆论引导方面,早期美国智库专家主要通过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来传播自己的新思想,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将访谈节目通过电视和网络进行直播成为新的传播手段。为了及时准确地发布新的思想观点,智库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尽早将最新研究和课题成果公开发布。如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了电台和电视,以便于直接向社会大众传播其最新研究成果[19]。endprint

5)通过帮助政府官员调解和处理冲突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做成许多政府想做但无法达成的事情[20]。以美国为例,智库除了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以外,还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做成了许多政府想做但没有完成的事情。如在东北亚冲突、中东危机、朝鲜核武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身影。时至今日,美国智库除了与本土各种各样的公私机构发生联系以外,也在向全球不断扩张,并在外国设立专业机构,发挥智库在调停冲突和处理危机方面的独特作用,以弥补政府施政方面的不足。如布鲁金斯学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多哈等重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虽然全球经济低迷使美国智库的全球调解能力受到影响,但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更加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一向思想活跃的美国智库,正在抓紧机会向世界范围进一步拓展。智库研究力量的加入,不仅弥补了美国施政过程中存在的缺点与弱点,使得美国施政政策更具针对性、全面性和深入性,而且纠正了美国以往在全球问题上的认识盲点,增加了美国在全球问题处理上的影响力[21]。

5 智库治理能力的提升策略

5.1 促进智库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核心所在 智库与一般性的科研院所不同,主要从事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政策研究,必须具备专业特色和独立品格,能创新性地为决策者提供现实支持与储备服务。战略性和储备性的政策研究要求智库针对现实中已經出现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与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可选决策方案。或针对未来各种复杂动态多变的不确定性情况,提出具体的调整措施。战略性政策研究越专业,政府决策效率就越高;储备性政策研究越充分,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22]。因此,专业化、特色化发展是智库治理能力的核心竞争力。从国际国内的实践来看,无所不能的智库是不存在的,智库的治理能力一定是体现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和具有自身特色,专业优势和特色也正是智库的竞争优势所在。智库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的特色与优势,并非要求智库完全围绕微观问题来展开研究,而是一旦该领域出现关联的问题,人们就会自然想到这个智库,包括智库在特定研究领域的深刻洞见、研究技能与专长、智库在特定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影响等[23]。例如,随着专业化发展和分工,目前国内已初步形成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专业特色的智库,有专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智库,有专门研究国际外交方面的智库,有着重研究“三农”问题的智库,有专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智库,等等。

5.2 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独立性、高质量与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力,也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服务,要求智库研究保持独立性,没有独立性无法产出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无法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力,社会声誉和权威性也就不会太高。因此,独立品质也是智库赢得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关键所在[24]。独立性要求智库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因此,智库不能迎合政治需要,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敢于亮出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在决策者面前发表“真知灼见”。同时,独立性要求智库与决策部门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受到决策部门的影响,沦为政府或政客的发声筒。然而,智库与政府并非愈远愈好,智库服务于政府决策的使命与责任,要求智库弥补政府决策中的不足,善于为改革发展提供总体性思路和框架性建议,这就要求智库必须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联系。智库工作要为现实服务,为社会长远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智库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要在特定社会领域产生影响,首要必须把脉政府决策需要,找准现实问题进行专业研究,解决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智库必须想方设法知道决策部门关注的热点是什么、有哪些面临的难题需要解决,社会或民众中存在哪些实际问题,政府有哪些近期打算或长远发展目标[25]。这就要求智库对大量现实问题进行精准筛选,然后找出政府关心的问题,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有价值的理论和对策,智库产出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才会有深度和影响力。这些问题包括影响甚大风险极高的重大问题,现阶段能够解决却被决策部门所忽略的问题,对未来长远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短期无力解决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只有这样,智库才能有针对性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服务,逐步形成在既定领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5.3 加强智库的国际合作交流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 国际合作交流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出路。研究表明,国际著名智库大多比较关注人口、环境、能源、贫困、气候、反恐、疾病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和国际问题,是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助推器”[26]。目前我国智库研究国内的问题较多,缺乏对国际问题和全球热点的关注,研究视野不开阔,国际比较不深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由追随者向引领者发生转变,智库越来越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展开全球问题研究。未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要求智库越来越多地关注全球性、国际性和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帮助提高我国政府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也要求智库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研究某些涉及双方及多边利益关系的重大国际问题,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5.4 强化智库研究力量和专业人才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决定因素 人才是智库最重要和最稀缺的核心资源,一流的智库需要一流的人才,同时一流的智库也能造就一流的人才。智库人才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好的智库也就是一个好的思想库。智库需要汇聚一批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思想的引领,他们既可以是有着深刻思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离任政府官员,也可以是相关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人才。智库专业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怀疑品性,才能不断发现新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具有怀疑品性是智库专业人士必备的基本素质。从严格意义上说,没有怀疑品性的智库人才,很难提出具有影响力的“真知灼见”,没有怀疑品性的人才很难称得上智库专业人才。一项公共政策方案是否成为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制订过程是否公平科学,出台程序是否经过严格审核,制订内容上是否存在不足或缺陷等,都需要智库专业研究人员进行认真细致的思考,而所有活动的展开都基于怀疑开始[27]。而从决策者的角度来分析,在政府政策和公共决策出台之前,广泛听取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endprint

5.5 完善政府购买决策服务的基本程序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 公共决策对智库智能服务的需求是智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智库治理能力的根本保障。发达国家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方面的程序十分完善,不仅智库数量多,而且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非常大,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基于智库研究的基础制订的。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也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要重视和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凡是比较重大的决策,都要事先咨询和事后评估,建立政府决策与智库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联系。而智库自身也要通过提升智库治理能力,完善有效的智库治理机制,培育生机勃发的决策咨询市场,构建富有成效的辩论机制,通过理性分析产生出建设性政策建议,最终减少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和失误。

6 结束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智库作为政府决策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参与机构,在影响公共决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智库治理能力面临新的挑战。而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以及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也要求提升智库治理能力,提高智库在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方面的能力,增强重大政策解读传播能力,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构建研究成果面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多种渠道,以便推动政策形成与实施。相比较而言,国外智库经过长期建设与发展,有着较好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而我国智库建设相对滞后,智库在服务政府公共决策方面的能力与影响力相对较弱。新型智库建设的任务要求我国必须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改进国家软实力的战略视角,高度重视新型智库治理能力建设。而随着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推进,智库必须着力提升治国理政的决策咨询与智力服务能力。而如何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目标进行具体落实,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智库治理机制,将成为下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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