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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宗羲与蕺山学的传播

发布时间:2017-11-29 09:38 本文地址:http://www.qikan58.com/Info-detail-25976.html 来源:李久学 点击数:210

摘要:黄宗羲是蕺山学派的著名弟子。他以接续蕺山学为己任,力排禅说,维卫师说;刊刻、增补刘宗周的遗书(文集),光大蕺山学术;讲学书院,传播蕺山思想,最终使“蕺山之学如日中天”,为蕺山学的传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黄宗羲;蕺山学传播;排禅;遗书;书院

中图分类号:B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11-0014-04

黄宗羲(公元1610年-1695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明代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黄宗羲父亲黄尊素被魏忠贤等阉党诬陷致死。临刑前,黄尊素将儿子的学业托付给明代著名思想家刘宗周(公元1578年-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绍兴人,因其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人称蕺山先生,其学说被称之为蕺山学)。黄宗羲师从刘宗周,“日闻绪言”,毕力于学术研究,成为蕺山学派的著名弟子。黄宗羲不但继承了刘宗周的“慎独”“诚意”之学术思想,而且极大地发展了师门之学。对此,黄宗羲的七世孙黄炳垕曾言简意赅地总结到,黄宗羲“发前人所未发者,大端有四:一曰静存之外无动察;一曰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一曰已发未发,以表里对待言,不以前后际言;一曰太极为万物总名”。[1]41当然,这是黄宗羲从“形而上”的层面继承发展了蕺山学,对此,许多学者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①但学术界对黄宗羲如何从“形而下”的层面,通过各种途径接续与光大蕺山学的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因此笔者将从此角度做些尝试。

一、力排禅说,维卫师说

高山仰止,人师难逢。刘宗周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于《五经》、诸子百家无不精究,皆有所论述”。[2]393刘宗周虽然与王阳明一系并无明显师承关系,但对阳明心学非常欣赏。他自谓:“宗周,东越鄙士也,生于越,长于越,知有越人。越人知有道者,无如阳明先生。其所谓良知之说,亦即家传而户诵之,虽宗周不敏,亦窃有闻其概,沾沾自喜也。”[3]217他对阳明心学通过“致良知”说以正世道人心开太平盛世的社会功用非常推重,因此倾心研究,后来终成为明代阳明心学的殿军。有学者高度评价说:“孟子既殁,千余年而有宋诸大儒起,后三百年而有阳明子,复百余年而有子刘子”。[4]207黄宗羲师从刘宗周后,更是对他推崇备至,他后来在《蕺山学案》中说:“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学昌。五星聚张,子刘子(刘宗周)之道通”。[5]891黄宗羲“平生服膺”蕺山之学,认为刘宗周是传承圣学的关键人物,因此他便决心以传承、发扬师说为己任。当时,王学末流任意发挥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谈空说玄,流入禅学。刘宗周非常厌恶“援良知已入佛者”,坚决反对阳明末学的禅说,试图纠正其弊病,以维护阳明学之纯正地位。他认为“吾儒本天,释氏本心”,批判佛禅“以天地为尘劫,以世界为幻妄,以形躯为假合,以日用彝伦事理为障碍,至此一切无所依附。”[3]331认为禅氏以“空无”为宗旨,诱使人们鄙弃现实而超脱人世,“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3]1,因此是对经世济民之理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极大危害,是以天下、百姓为重的儒家士大夫所不齿的。

黄宗羲继承了刘宗周的辟佛以正阳明心学的思想,对维护师说不遗余力。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黃宗羲扶柩(父亲黄尊素)归乡里,正值刘宗周宣讲王阳明的“良知”之学,便遵从父亲遗言,究心学习刘宗周的思想学说。其时,王学末流的代表人物管东溟、周汝登等相继去世后,石梁学人陶奭龄(字君奭,号石梁,会稽陶堰人)秉周汝登之学说,在王学中掺杂释氏禅学,空谈本体。石梁学派在沈国谟、史孝咸、管圣宗、王朝式等弟子的支持下,广收门徒,“以捭阖之术,鼓动以行其教”[6]253。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刘宗周“与石梁同讲席,为证人之会”,进行辩论,希望陶奭龄能够“力以师道自任,为世人作津梁”。石梁学派不但对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学说 “甚不然之”,还不断攻击刘宗周,以至于“姚江之绪,至是大坏”,刘宗周对此“忧之,未有以为计也”。[1]3此事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也有详细记载:“当是时,浙河东之学,新建(王阳明)一传而为王龙溪(畿),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陶文简,则湛然澄之,禅入之。三传而为陶石梁(奭龄),辅之以姚江之沈国谟、管圣宗、史孝咸,而密云悟之,禅又入之。会稽诸生王朝式者,又以捭阖之求,鼓动以行其教。证人之会,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而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阳明)之传扫地矣。”[6]253从陶氏之学者甚众,“势必至为无忌惮之归”,阳明之正传反而“扫地”。刘宗周忧心忡忡而无应对之策。此时,黄宗羲忧愤不已,遂约吴越中有名望者六十余人,极力批判陶奭龄援儒入佛学说,共同扶持蕺山之学。他说:“阳明子倡‘致良知,刘夫子倡慎独、敦行,知行合一,方行正道。死生之说,自千秋圣学不明,世俗之人每从形器起见,看得一身生死极大,将天地万物都置之膜外。故禅者所言静修,实质无非只图己身荣华富贵而已。如此即使面临死生,依旧只是贪生怕死而已。真儒之学,直从天地万物一体处看出大身子,以天地之终始为自身之终始,便将死生视为寻常之事。三教自古不合流,今老先生竟以禅诠儒,专教人废闻见而空言德性,于济世何补?”结果蕺山学大振,而陶氏“恶言不及于耳”。[1]3当是时,黄宗羲刚侍学刘宗周,“年尚少”,学习时间尚短,学识也尚浅,对刘宗周的“慎独”“诚意”之学还没有透彻的体验和深刻的见解,却站在维护蕺山学的立场上,能够愤然而起,揭露佛灯、舍利、地狱等神道都是虚伪之辞,批判其“轮回说”抹煞世间孝亲之伦理,“伤害天理”,[2]158对流于禅氏的王学末流,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抨击,以捍卫师说。因此有人称赞说:“蕺山弟子,如祁(祁彪佳)、章(章正宸)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御侮之助,莫如公(黄宗羲)者”。[1]3后来,陶氏之说与蕺山之学的争论一直延续着,其中二者互有攻守[7]68,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流于禅学的石梁门人欲以其学说再度与蕺山之学分庭抗礼,特别是圆悟、圆澄两家子弟所讲之学,更为蛊惑人心,令当世学者“相传警怪”,刘宗周“每临讲席而叹”。[4]466于是黄宗羲再次结约王士美、王元趾等四十余人,指出石梁学派“向外寻理,终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知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释氏于天地万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复讲,而止守此明觉。世儒则不恃此明觉,而求理于天地万物之间,所为绝异。”同时选辑《东浙文统》,捍卫师说,结果使“彼释学之黠者,三及吾门而辞焉,其气为之销阻”。[4]466endprint

二、刻、补遗书,光大师说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刘宗周殉国死社稷,遗言黄宗羲等“各守所学”[6]236,接续蕺山学说。黄宗羲因“先生之学,直是去圣不远”,又因“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岂可不为发明”,[8]3于是更以发扬蕺山之学为己任。他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学术之盛衰言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刘宗周)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所发明也”。[8]270这既是对杨简、王龙溪、刘宗周传承先师之学成就的崇敬,也是黄宗羲自己立志发明蕺山之学的表白。虽然黄宗羲二十岁就开始从游刘宗周,但在“天崩地解”的动荡社会,他频繁奔走于江浙等地,积极投身于抗清复明的事业中,因此没有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故全祖望在《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中也说:“南雷自是魁儒,其受业念台(刘宗周)时,尚未见深造。”[9]1659及黄宗羲辞别鲁王政权归里,时刘宗周已殉国死节,他开始认真研究刘宗周的遗书,即刘宗周的文集,“抱蕺山之遗书,伏而不出,更二十余年,乃与吾党二三子重论其学”。[1]207

刘宗周逝世后,其子刘汋曾“绝交息游”,选辑刘宗周的“遗书”,但未竟先逝。因此,实际上黄宗羲并没有“抱蕺山之遗书”,他或与学友切磋蕺山学,或照本宣科式地宣讲先师之学术思想,因为是时刘宗周的文集并没有整理刊印。钟情于蕺山学的学者也不能亲身捧读钻研,以至于“才识多下”。于是黄宗羲决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1]27他在《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中,记载了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具体情况:“羲与董瑒、姜希辙三人耳,于是依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数本不同者,必以手迹为据,不敢不慎也。”[4]55黄宗羲在两浙学臣王颛菴的支持下,②在刘汋编本的基础上,又多方搜集资料,并对照家藏底稿,在证人书院重新选编刘宗周《全书》。书成之时,“其言有与洛、闽龃龃者,相与移书,请删削之,若唯恐先师之言,为后来所指摘”。[4]55其门人担心先师刘宗周的“慎独”之说与程朱理学有出入而招致程朱后学的指摘甚至攻击,因此建议“删削”刘宗周的“遗书”(文集),黄宗羲严厉地批评他们对蕺山学“不知量”、不了解,最终力排其论,保存了蕺山学的原貌。[4]55

黄宗羲在整理选辑刘宗周“遗书”的过程中,也深化了对蕺山学的认识。他在《思旧录》中言:“先生(刘宗周)诲余虽勤,余顽钝终无所得。今之稍有所知,则自遗书摸索中(得)也。”[6]339他意识到刘宗周残缺之“遗书”并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先师的思想学术,于是决定完备蕺山之“遗书”。突出体现这一点的是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黄宗羲撰写了《孟子师说》。至于撰写此书的动机,黄宗羲在《孟子师说·题辞》作了较为明确的交代:“天下之最难知者,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愈晦也。先师子刘子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义,于《论语》有‘学案,皆其微言所寄,独《孟子》无成书。羲读《刘子遗书》,潜心有年,麤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因成《孟子师说》七卷,以补所未备;或不能无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学者纠其谬云”。[6]48众所周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首也曾采录刘宗周的《师说》(此《师说》出自刘宗周著的《皇明道统录》,后《皇明道统录》佚失)。再联系黄宗羲在《题辞》中的自述,可以看出黄宗羲在1667年著《孟子师说》的目的:一是对刘宗周“独《孟子》无成书”感到非常遗憾,故著此书“以补所未备”;二是黄宗羲以《师说》为题,实际上也表明了他著《孟子师说》中的基本思想内容是“识先师宗旨所在,窃取其意”,同时,黄宗羲也想表明此书中关于孟子的思想学术是承蕺山之学一脉以蕺山思想为基础的。后来,随着蕺山遗书不断查漏补缺,“以次渐出”,日益完备,黄宗羲“使吾道复显于世,有以待夫后之学者”,[4]208实现了陈荣捷先生所说的“尊师”兼“重道”,因而可以看出黄宗羲传承、发扬师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书院讲学,传播师说

黄宗羲早年从游刘宗周,极力维卫蕺山学说。甲申之变后,身为御史大夫的刘宗周绝不降清,绝食死节。刘宗周临终前,谆谆告诫门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存亡乎?”[6]246 刘宗周教导门人无论是否官宦于明王朝,都应该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以表对明朝的挚爱之情和忠贞不二的气节。在蕺山死节榜样力量的感召下,蕺山的许多门人也誓不“交臂事贼”,其“门弟子多殉之者”,纷纷殉国以表志节,如金伯玉、吴磊斋、王毓耆、祁世培、章格庵、叶润山、彭期生、王元趾、祝开美等。“子刘子梦奠之后,及门之士多归忠节,海内遂无知其学者。”[4]626刘宗周的许多门人死节,造成了清初海内遂无知蕺山学术的严重后果,对此黄宗羲甚为痛心。

于是黄宗羲通过创办书院进行讲学,传播蕺山学。黄宗羲最初从师刘宗周,受科举“牵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对蕺山学研究不深入,只是“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他“自谓受业蕺山时,颇喜气节斩斩一流,又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患难之余,始多深造,于是胸中窒碍为之尽释。……问学者既多,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1]8。但在经历“天崩地坼”的社会巨变后,黄宗羲“尽发藏书而读”,“从遗书得其宗旨”,对蕺山学研究更加深刻,成为“知先师之学者”。对此同门陈之问也有所高度评价,他说:“黄子(黄宗羲)与蕺山门为之晚出,独能疏通其微言,证明其大义,推理还源,以合于先圣不传之旨。”[4]600于是黄宗羲决定师法刘宗周在东林、首善和证人书院讲学之故事,接续、发扬蕺山学。

黃宗羲首先恢复重建了绍兴证人书院。证人书院是刘宗周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在绍兴创建的,后因明末战乱,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停止讲学。黄宗羲《董吴仲墓志铭》说:“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余与姜定庵复讲会。”[4]453二十四年后,即公元1667年,黄宗羲终于又恢复了证人书院。黄宗羲在证人书院“每遇三之日”便开讲论学,从学者云集。并且黄宗羲还力请其他蕺山门人一同讲学,如张应鳌(字奠夫)。张应鳌受黄宗羲发奋振兴蕺山学精神的感染,尽心竭力辅助黄宗羲,“每至讲期,必率先入坐书院,以俟诸学人之至,未尝以风雨寒暑衰老一日辞也。”正是黄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不遗余力地宣讲蕺山之学,才能够一扫越中士人“不悦学”之风气,使“越中书院,承先师之后,为天下所注目。”[4]466endprint

黄宗羲不仅恢复绍兴证人书院,他还至甬上(今宁波)创办了甬上证人书院,以“申其师说”,宣扬广大蕺山之学。他认为甬上好学者众多,且皆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于是便在甬上证人书院持续讲学十年。《杲堂文钞》卷三记载,黄宗羲在书院讲学,“手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诸书”,告诫门人不可为“迂儒之学”,强调读史、穷经和经世。黄宗羲讲学不拘于门户之见,还旁及张载之礼教、邵雍之象数、吕祖谦之史学……对此,其门人陈贿庐颇有体会,他说:“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溢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究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9]295由于黄宗羲讲学很具特色,前来受业者云集,或父子相传、兄弟相继,或携其子弟听讲,或有以生徒来者,“极一时师友之盛”。其弟子门人受黄宗羲的影响,也皆以接续蕺山之学为己任,如“申明蕺山之传,钱氏(钱廉,字稚廉,号东庐)子弟多从之游”;李开(字锡兖)“师事黄宗羲,以蕺山慎独归宗”;黄道晖(字旦日易)“溯蕺山之学脉,仰证人之成规”;仇兆鳌(公元1638-1717年,字沧柱)“从黄宗羲论学,以蕺山为宗”;[10]董允(字吴仲)师从黄宗羲学习蕺山学,“自署为蕺山学者”。[4]209黄宗羲讲学十年,培养了许多人才。他在《陈夔献墓志铭》中言:“(甬上学生)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允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宏宪,名理则万公择……”其中,黄宗羲最为欣赏万斯选(字公择),认为“甬上从游能续蕺山之传者,惟斯选大。”[11]13171总之,黄宗羲弟子各学有所成,或史学或文章或哲学,他们成为传续发展蕺山学的重要力量。经过黄宗羲的不懈努力,“蕺山刘忠正公之学,自吾姚江黄梨洲先生始传于甬上”,甬上“自隆、万以后,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乡后辈,其知从事于有本之学,盖自先生导之”。 [9]1060可以说,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传播蕺山之学,极大地改变了“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经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9]1059,游谈无根的浅薄学风。甬上证人书院授学在黄宗羲一生讲学中影响最大,全祖望在《五岳游人穿中柱文》中称“南雷黄氏之讲学也,其高弟皆甬上”,“吾浙东英俊多出其门下”。此言极公允。黄宗羲在浙东不但传播了蕺山学,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浙东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传播蕺山学,黄宗羲甚至还曾接受官府的邀请讲学。黄宗羲的教育活动地区也十分广泛,“东鄞,西之海宁,皆请(黄宗羲)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1]12如曾应许虬之邀主讲于绍兴郡城府学,应郡守李绎之邀主讲于府学明伦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海宁知县许三礼之请至正学书院开讲。许三礼(公元1625-1691年,字典三,号酉山,曾受业于著名学者孙奇逢)顺治十八年登进士,后莅浙江海宁县知县。他非常推重蕺山学,康熙十五年(1676年),延聘黄宗羲至海宁县正学书院“主讲”[11]9950。黄宗羲在甬上讲学影响甚大,所以及其至海宁,学者纷纷“请业”,欲“得蕺山之传”。弟子陈元龙在《海昌观·明经补思陈公传》中说:“及梨洲传学至邑,闻阳明、蕺山宗旨,始恍然如饥者之得食,行者之得息。”可见,蕺山之学大受欢迎。此后,黄宗羲一直往返于余姚、海宁间,主持海宁讲席达五年之久,其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及其离别海宁,同学诸子恋恋难舍,“皆眷眷然有离别可怜之色”[4]41。

黄宗羲不遗余力地传播刘宗周思想学说,为蕺山学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祖望曾概括说:“念台之学得以发明者,皆其之功也”。[1]16对于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传承蕺山学的活动及影响,黄宗羲后来曾总结说自己是“使蕺山之流风余韵北渐而不坠者”[4]518,说明他大致还是认可和满意自己接续蕺山学之成效的。当然,这并非是黄宗羲在夸夸其谈,其同时代的学者也高度评价黄宗羲说:“是则先生之功,固亦刘门之曾子也”[4]208 ,认为黄宗羲传承蕺山学如同曾子传承孔子思想学术一样功劳无人可比。同门学友陈之问也大加称赞,认为正是由于黄宗羲竭盡全力接续发展师说,才使“蕺山之学如日中天”[4]600。

注释:

①如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415页;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等,都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②吕留良也支持黄宗羲选辑刘宗周的文集。《吕晚村文集·复姜汝高书》云:“去年委刻念台先生遗书,其裁订则太冲任之,而磨对则太冲之门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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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7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9]铸禹注,全祖望.全祖望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以上均见于鄞县志,清光绪三年刊本.

[11]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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