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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转化效应与逻辑

发布时间:2018-02-06 10:21 本文地址:http://www.qikan58.com/Info-detail-28481.html 来源:吴定玉 点击数:463

内容提要:本文从竞争优势构成的多层次性入手,剖析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理;选取2009-2015年中国不同性质的社会责任前100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CSR行为理论探究不同CSR行为在竞争优势不同层面的转化效应。从总体上看,CSR活动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显著提升效应,在资源能力与企业价值层面转化效应较好,但企业绩效层面转化效应不显著;不同CSR行为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不同,而且企业规模越大,转化效应越显著,这一结论(发现),基于竞争优势来源构成的不同层次,对CSR-CFP关系之谜给出一种合理解释。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竞争优势; 转化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1-0122-11

一、引言

近年来,一些企业高速成长背后的“贪婪”和“不负责任”等行为不断被揭露,使得倡导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实践中,许多企业试图履行的CSR活动但却显得被动和牵强,甚至还弄虚作假。理论上,尽管众多学者竭力寻求并验证企业进行CSR活动不仅仅是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要求,更是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在CSR-CFP关系上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这表明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对此,部分研究将视角转向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竞争优势上,甚至认为以往的研究正是因为忽略了企业竞争优势这一重要的中间变量,才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变得扑朔迷离。由此,一些研究开始极力探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之间的主要干预变量。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认为CSR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内外部资源(或能力)的获取上。内部,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绩效:一是环境绩效。积极进行CSR活动的企业,想方设法创新技术与工艺来改善环境和减少污染,这样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创造企业的差异化优势。二是人力资本绩效。CSR活动能够提升员工士气、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员工的忠诚度。以上两方面均会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外部,CSR活动带来声誉等无形资产,良好的声誉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形成竞争优势,提高财务绩效。另外,Bhattacharya等人(2009)认为,CSR行为是企业加强与消费者关系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创新手段。当然,CSR活动能否促进消费者购买行为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李海芹,2010)。同样的道理,Brammer和Pavelin(2006)提出,CSR声誉资本是否最终带来财务绩效的提升会因CSR行为、企业特征等不同而不同,这取决于企业具体CSR行为对其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这些成果对研究CSR与企业竞争优势关系具有重要贡献,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CSR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关联的契合点是什么,理论上没有从根本上廓清前后者之间的耦合通路。(2)多数研究仅探究了CSR对竞争优势某一层面或维度的影响,缺乏系统性。(3)虽然少数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CSR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有很大差异性,但鲜有学者对不同CSR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一般要么视CSR为一个整体变量,要么将CSR分解为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事实上,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在不同企业之间对企业经营重要性影响程度差别很大,这种笼统的研究和分类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很难具有普适性。

本文从企业竞争优势构成来源的多层次性与多维度入手,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契合点,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机理进行系統分析。其次,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水平不同阶段,企业对社会责任表现出不同态度与动机的客观事实,引入“CSR行为”理论,以中国前100强社会责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类型CSR行为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试图证明不是所有CSR行为都会有财务绩效提升效应,同时,对关于CSR-CFP关系研究不一致的结论,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

二、 理论构建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优势的耦合与转化

Arthur D. Little(2004)在《社会责任商业案例》报告中提供了六个方面识别有效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为企业带来利益与关键竞争优势的实用指南,即声誉管理、风险管理、员工满意、创新与学习、资本的获得和财务绩效。近年的文献主要围绕着以上几个主题展开,尤其是关于CSR-CFP关系的研究在学术界与企业界占据主流。然而,企业社会责任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要追溯到如何界定竞争优势上,但至今理论上关于竞争优势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和普遍认可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竞争优势就是绩效优势,是超额财务绩效的同义词。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挑战。譬如,Powell (2001)明确指出竞争优势不等同于业绩出色,也不一定产生超额绩效。还有学者认为竞争优势是企业在价值创造或顾客价值传递方面的优势,例如Overby (2004)定义竞争优势为“某些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提供的顾客感知价值更优越”。根据Andrews的观点,竞争优势是一个企业拥有的资源与能力优势,后来,Barney(1991)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资源基础论(RBT)认为具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特征的资源与能力能够创造竞争优势。上述不同的表述可能是高度相关的,因为许多学者都承认竞争优势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多维度性。

张敬伟和王迎军(2010)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出关于竞争优势内涵的三种主要观点:能力优势观,价值优势观和绩效优势观。认为竞争优势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至少可以从能力、价值和绩效三个层面来理解竞争优势,而且企业资源能力优势→企业价值优势→企业绩效优势之间存在逻辑因果关系。因此,竞争优势的完整框架可以从竞争优势的来源、价值表征和绩效结果三者的关系来构建——资源与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价值层次上的优势主要指来自于市场层面;绩效优势是竞争优势的结果变量。必须指出,具备资源能力优势与价值优势的企业能否实现超额财务绩效,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竞争优势并不等同于卓越的财务绩效。endprint

基于上述竞争优势构成的多层次性分析,本文认为这三个方面正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耦合点。换句话说,CSR行为影响一个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企业价值与企业绩效,而这三个方面是CSR行为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契合点与途径。与Arthur D. Little的报告相似,企业从社会责任活动中获得的六个方面的利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层面的竞争优势。声誉、资本的获取、员工满意可以归为企业资源与能力优势(Kim et al,2016)。创新与学习、风险管理是企业价值优势的表现(Joyner & Payne, 2002),当然,在当前文献中,众多学者认为顾客满意是CSR为企业赢得价值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途径(Shuchuan Chu,2013)。企业绩效方面,不仅指企业财务绩效,还包括社会绩效(Loikkanen & Hyytinen,2011)。因此,由于竞争优势多层次性与多维度特征的事实,CSR活动与竞争优势的契合也表现出多元性(至少三个方面),图1阐释了CSR行为与企业竞争优势的耦合关系与转化途径。

从图1模型可知,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并不必然创造企业竞争优势,尤其是企业财务绩效优势,这涉及如模型所示的转化条件。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些转化条件的细节。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CSR行为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竞争优势转换或获取,但大多仅探讨CSR的战略价值以及其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性(Porter & Kramer, 2002; Belu & Manescu, 2013)。也就是说,目前大多数研究仅专注于战略性CSR行为而忽视了其他类型,这不利于现实中不同发展类型企业对于CSR活动的整体理解。因此,下文将对不同类型的CSR行为进行分析。

图1CSR行为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机理概念模型

(二)CSR行为的类型

Carroll(1979)认为一个企业的责任应该包括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和自愿的四种责任,这是被众多学者认可和运用的分类方法。不过,学者们经常错误理解Carroll所阐述的企业责任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确切地说Carroll在责任模型中所述的社会责任仅包括伦理的与自愿的两种责任。对于CSR的反应战略,Carroll认为可以分为反应型、适应型、防御型和前瞻型四种。反应型战略指企业出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而进行CSR活动;适应型战略指不仅重视利益相关者合适需求并给出合适反应,还要运用其他力量去制止和改变对企业当前形势不利的利益相关者需求;防御型战略通过预先对企业环境进行系统分析,对利益相关者需求可能发生的变化先发制人,对相关资源预先配置;前瞻型战略是企业运用自身影响力形成利益相关者需求,使之有利于组织并且成为该产业的支持者(Clarkson, 1995)。随后,Zadek (2005)根据企业发展历程,认为企业要经历三代与责任竞争力相关的战略:第一代是实施短期的、减轻痛苦的战略;第二代建立战略计划与风险管理政策;第三代将社会责任概念完全融入到企业战略中。

对于企业如何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战略中去,Porter和Kramer指出没有企业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没有能力这么做,那么每个企业就必须选择与社会交融的企业特别业务,以此获得最大限度竞争利益。据此,可以将社会问题划分为三种类型:一般社会问题、价值链社会影响问题和竞争力范围内的社会维度问题。与此相关可以采用两种CSR战略:反应型CSR和战略型CSR。反应型CSR战略表现为两个基本元素:作一个好企业公民,与利益相关者关心的社会问题相协调;缓解企业活动中已经存在或潜存的负面影响。战略型CSR不仅是要做好企业公民,减轻价值链活动中不利影响,更要让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为企业带来更大利益和独特竞争力。不过事实上,Porter和 Kramer更多关注的是企业与社會之间紧张冲突状况,而不是相互依存关系。Husted和Salazar (2006)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发现CSR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企业与社会绩效最大化,因此,他们认为企业有三种类型的社会投资:利他性、自私自利性和战略性投资;结论是战略性社会投资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采取战略性投资的企业试图同时获取企业与社会绩效最大化。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企业面临CSR问题决策时不同态度与不同动机,对CSR重新分类。根据组织行为学理论,一个企业的CSR活动采取不同方法与战略决定了它的不可模仿性程度和CSR行为的价值,最终影响到竞争优势的获取,也就是说,CSR行为不同对竞争优势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Clarkson (1995)观点,CSR行为的选择是一种企业决策,充分反映了企业对CSR的态度与动机,也就是说,CSR行为事实上是企业对于CSR问题态度的外部表现。一般来说,企业对CSR的态度经历“无动于衷-被动反应-自我调整-积极介入-全部接受”这样一个过程。例如:Maon(2010)模型认为与CSR相关的企业文化有三个时期:CSR勉强、CSR领会和CSR嵌入;这三个时期分为“不予理会-自我保护-听从-寻求能力-关心-战略融合-转化”七个阶段。因此,从战略角度而言,CSR行为可以分为强制性、回应性、战略性和完全利他性四种类型(眭文娟等, 2012),这四类CSR行为实际上就是企业不同战略决策,对企业最终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四类不同CSR行为特征具体见表1。

三、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在CSR对企业竞争优势有影响的前提假设条件下,实现两个研究目标:以中国企业为研究情境,从整体上实证研究CSR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如何;以CSR行为视角,实证研究不同CSR行为向企业竞争优势不同层次的转化效应,即检验不同CSR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效度与强度。

(一)指标选取

1.因变量——企业竞争优势。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评价,学术界存在着诸多不同见解,国内相关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测评指标与测评体系。其中,由金碚等(2003)主持的“中国经营报企业竞争力监测体系”产生了较大影响,将企业竞争力指标分为两大类:测评指标和分析指标。测评指标反映竞争结果或最终表现,分析指标反映竞争力的原因或者决定因素。同理,企业竞争优势的指标也可以从分析指标和测评指标两方面来反映。根据企业竞争优势的构成内容与CSR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机理,对竞争优势的评价指标从三个方面来分解:企业资源与能力(分析指标)、企业价值和企业绩效(测评指标)。endprint

(1)企业资源能力优势指标。一个企业的资源与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最能反映CSR活动带来资源能力优势的指标是社会资本。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Nahapier和Ghoshal(1998)首次对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竞争优势三者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交换和整合社会资本有助于创造新的智力资本,形成竞争优势,企业内高密度社会资本比市场更有利于形成企业竞争优势。本文认为,从资源基础论(RBT)看,企业通过内外部关系网络摄取和整合关键性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与优势,因此,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可以作为CSR向企业竞争优势资源和能力层面转化的代表变量。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主流方法是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来量化企业的社会资本。Westlund(2003)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内、外两部分,企业内部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当作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则分为生产、环境、市场等社会资本。Collins和Clark(2003)采用Likert量表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资本,通过企业内外部人际关系选项进行测量。本文借鉴赵瑞等(2012)的测量方法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外部企业社会资本和内部企业社会资本。外部企业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内部企业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企业个人资源获取能力。为了简化模型,内外部社会资本各选取一个指标。外部社会资本选取反映五大能力之一的投资能力(五大能力指:融资能力、投资能力、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协调能力),数据用关联方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率获得,指标反映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内部企业社会资本选用员工资本,数据用应付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的比率获得,指标反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2)企业价值优势指标。为了衡量企业价值优势,本文运用托宾Q值,从CSMAR 和CCER数据库中获得相应的数据。相对于其他企业价值指标,托宾Q值更能全面反映企业价值的成长潜力,因为托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值对其资产重置成本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价值,是投资者对企业成长性的市场评价,该指标值越高意味着公司的发展前景越被看好。张景峰(2008)在研究企业价值评估时,以企业竞争优势为基础来诠释企业价值,通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来分析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这个指标来评估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形成企业竞争力体系,通过对该体系的调整来评估企业价值。另外,Porter认为,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可用价值成本之比来衡量,在这一点上,托宾Q值也符合Porter对竞争优势的定义。由此可见,企业价值是可被竞争优势评估和反映的,即企业价值在某个层面上可以作为竞争优势的一个代理变量,而托宾Q值反映企业投资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市场价值。

(3)企业绩效优势指标。企业绩效通常被用来衡量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情况,指企业在一定经营期间内的企业经营效益和经营业绩,也被用来作为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一个概念性指标。企业的绩效包括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效率和经营结果两层含义。本文按照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程度,将绩效分为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两部分,经济绩效是可以用会计和财务指标进行衡量的,通常包括企业的盈利指标、营运指标和偿债指标三个方面。而社会绩效是不能够用会计和财务指标进行衡量的,主要包括企业的社会形象、声誉、品牌知名度、顾客接受度以及社区、政府的支持等。本文的绩效优势指标选取两个指标,一个是代表企业卓越盈利能力的经济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另一个是代表企业社会绩效的指标——每股社会贡献率。

2.自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根据Carroll的总结,对CSR概念演变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提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30多种。与此类似,CSR的评价指标也很多,包括SA8000、道琼斯环球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FTSE4 Good World Social Index。根据Reed等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4种以上衡量CSR的指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周晨(2010)在李心丹(2008)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指数,它主要由每股社会贡献率、社会责任报告定量考核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三个具有相互逻辑关系的模块组成。

本文在实证研究CSR向竞争优势转化效应时,选择企业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营业收入)作为CSR整体指标,社会贡献率反映了企业经营获得的销售收入会在多大程度上与企业的利益相關者共享。其中,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税、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等。与绝对指标相比,相对指标能更确切反映企业的社会贡献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企业规模劣势带来的影响。

在研究CSR不同行为类型对竞争优势不同影响时,将CSR不同行为分为强制性CSR、回应性CSR、战略性CSR以及利他性CSR行为四种类型指标。中国社科院发表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根据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四位一体”的理论模型,采用专家评分法根据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不同得分情况将企业分为五类:卓越者、领先者、追赶者、起步者和旁观者,这种分类方法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本文的CSR行为特征分类法不谋而合,只不过CSR行为分类是从企业对于CSR态度与动机的角度来说,一个企业对CSR的态度与动机与它的CSR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用CSR发展指数分类情况作为CSR行为类型的代理指标。但是,基于我国CSR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的情况,得分80分以上(卓越者)的企业数寥寥无几(2012年共3家),所以本文将卓越者与领先者合为一类,根据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到四种不同类型企业的实证数据,对应四种不同行为类型指标,分析CSR“黑箱内”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类型企业特点如表2所示。endprint

3.控制变量。根据国外以往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企业规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较大规模企业受社会大众关注相对较多,往往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Pava, 1996;Stanwick, 1998)。另外,企业所有者类型对CSR与企业竞争优势都有影响,国有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角色充当上有其特殊性,社会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更强烈,同时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行政上的优势资源。因此,本文引入两个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各变量名称及含义如下:Scale代表公司规模,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用来控制规模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Owner代表最终控制企业类型的虚拟变量,分为国有和非国有(民营、外资控股)企业两类。

(二)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自2008年2月成立以来,构建了一套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以中国社会责任100强系列作为研究对象,对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每年出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本文实证研究中用CSR发展指数分类情况作为CSR行为类型代理指标,在分析中CSR发展指数用变量zs代替。因此,本文从2009-2015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的300强企业进行样本筛选,筛选原则:(1)研究样本为2009-2015年的面板数据,因此如果在2009-2015年没有选中的企业被排除;(2)样本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如果企业从2009—2015年间相关数据不齐全的也被排除。按照以上标准,笔者逐家整理了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排除数据不完整的公司后,最后取得78家公司7年共计546个样本的面板数据。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

为了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计算关联交易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外部社会资本的代替变量,用external表示;计算应付职工工资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内部社会资本的代替变量,用internal表示;托宾Q值用来衡量企业的投资价值,用tobint表示;净资产收益率代表企业卓越盈利能力的经济绩效指标,用roet表示;每股社会贡献率代表企业社会绩效的指标,用earningt表示;计算企业社會贡献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作为自变量,用csr表示。选择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选择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用scale表示,企业性质变量用owner表示,企业为国有企业时owner取值为1,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时owner取值为0。

为了进一步分析CSR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本文把CSR分为不同行为类型,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60分以上企业(卓业者和领先者)CSR行为视为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40-60分之间企业(追赶者)的CSR行为视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20-40分之间企业(起步者)的CSR行为视为回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20分以下企业(旁观者)的CSR行为视为强制性。为此,引入3个虚拟变量:

altruism=1,完全利他性0,其他

strategy=1,战略性0,其他

responsive=1,回应性0,其他

即当altruism取值为1,strategy和responsive取值为0时,代表该企业的CSR行为为利他性;当strategy取值为1,altruism和responsive取值为0,代表该企业的CSR行为为战略性;当responsive取值为1,altruism和strategy取值为0,代表该企业的CSR行为为回应性;当altruism、strategy和responsive取值都为0,代表该企业的CSR行为为强制性。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5个模型分析企业CSR行为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模型形式见式(1)。

yt=β0+β1csrt+β2scalet+β3ownert+α1altruismt+α2strategyt+α3responsivet+εt (1)

其中,yt分别用externalt、internalt、tobint、roet、earningt代替。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3可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391530,标准差为254409。企业社会贡献率的平均值为02781,标准差为05388。不管是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还是用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来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水平,都清晰表明: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整体水平偏低,并且参差不齐。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4数据:除了CSR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外,CSR与外部企业社会本、内部企业社会资本、企业价值、企业社会绩效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不过,这种相关性总体上不是很显著,其中CSR与资源能力竞争优势层面的内部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4548,表明CSR和内部企业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低度的正相关性。为了更清楚研究CSR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下面运用多元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期间为2009-2015年的数据,但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CSR信息披露,因为样本数据为不平衡的面板数据,而且通过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各单个面板在研究期间内的差异很小,因此本文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利用OLS方法对模型(1)中的各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

根据表5 CSR的回归系数可知:CSR对企业外部和内部社会资本以及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但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产生了负影响,不过统计意义不显著。另外,对于4种不同类型的CSR行为对以上各变量的影响没有很明显的规律。endprint

因此,我们将样本分为四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60分以上企业视为利他性CSR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40-60分之间企业视为战略性CSR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在20-40分之间企业视为回应性CSR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數在20分以下企业视为强制性CSR组。然后,根据式(2)来研究企业CSR行为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结果见表6至表9。

yt=β0+β1csrt+β2scalet+β3ownert+εt(2)

其中,yt分别用externalt、internalt、tobint、roet、earningt代替。

表6表明:4种类型的CSR对外部企业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强制性CSR对应的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最低(R2=0052)。战略性CSR对外部企业社会资本拟合度最高和影响显著(R2=07246,csrt=07271),这表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对其利益相关者有积极影响,换句话说,会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尤其是将CSR行为纳入企业战略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其支持的力度更大。

从表9数据显示4类不同CSR行为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回应性CSR行为、战略性CSR行为对经济绩效产生了正的影响,但统计意义不显著,而强制性CSR行为和利他性CSR行为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负的影响,但统计意义不显著。这个结果表明,我国CSR行为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对于达到提高经济绩效这个层面的结果不够理想,但是对于不积极进行CSR活动和信息披露的企业(旁观者),经济绩效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出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的CSR责任市场基本建立起来,对企业的CSR行为起到了一定强制性规范作用。而利他性CSR也产生了负面效应,说明现阶段我国企业CSR活动如果不注重方式方法一味追求“高尚道德”德行,确实会增加企业成本造成企业短期财务负面影响。

如表10所示,利他性CSR行为对社会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战略性CSR行为对社会绩效产生了正的影响,但统计意义不显著;回应性CSR行为、强制性CSR行为对社会绩效产生了负的影响,但统计意义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情境,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目前我国CSR整体水平偏低,企业之间CSR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本文无论是运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还是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率,均反映出我国企业CSR发展水平偏低,而且企业之间CSR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实际上,CSR问题既是一个观念问题,更是一个行动问题,它的有效履行更需要企业在转变观念的前提下,自觉地行动,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然而,观念的转变首先是社会对这一观念的理解和赞同,在此基础上,完备的法律制度、良好的社会规范以及习惯化了的责任意识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关于在CSR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过程中,竞争优势各层面的转化效应不一样。这一结论(发现)破解了为什么以往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CSR-CFP关系时得出不同结论之“谜”。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样本企业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CSR发展水平也不一样,CSR向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当然有可能不一样。另外,众多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大多以企业经济绩效指标作为企业竞争优势指标,这是单一与片面的。实际上,竞争优势的构成是多层次与多维度的,众多学者若仅以财务绩效指标代替竞争优势指标,由于各企业发展情况不同,CSR活动对企业的影响可能还没有从绩效层面反映出来,部分企业有可能还只影响到竞争优势的基础层面——资源与能力。众所周知,企业的资源与能力不一定会自动转换为企业卓越绩效,这种转换还要历经企业层层“动态战略行动”,最终能否成就卓越财务绩效也未可知。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们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CSR-CFP之间存在着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差别迥异的三种结论的原因。部分学者们也意识到有可能是样本选择差异所造成的,但也没有探究到根本原因。本文基于竞争优势来源构成的不同层次,对CSR-CFP关系之谜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从我国样本企业实证研究的结果看,CSR向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其转化效应在竞争优势的三个层面:资源能力优势→企业价值优势→企业绩效优势显著性逐渐减弱,这与我国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充分说明我国企业CSR发展水平较低,CSR活动对企业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没有形成显著的正效应。在20世纪50、60年代全球掀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但90年代初期CSR概念才进入我国。对于“什么是CSR”,“要不要进行CSR”在理论界与实业界争论相当长时间,现在虽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大多还是对外来CSR压力进行“被动回应”,难以产生“有效”(如产生卓越的财务绩效)和“长效”(持之以恒进行CSR)机制。

第三,施加企业规模控制变量后,结果是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与企业经济和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这个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大,CSR行为向企业市场价值优势转化的效果越低,但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转化效果越高。这看似矛盾的结论其实隐含着CSR活动在中国情境现实中的复杂情形。规模越大的企业,来自各方面的关注越多,进行CSR(尤其是慈善捐赠等)活动面临的社会压力越大,可能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这会大大影响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企业财务预期,因为大部分中小股东只关注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从而降低企业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大企业的CSR活动只是迫于舆论压力或甚至旨在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而不得已“说一套,做一套”,公众会对其履行社会责任表现“言行不一致”的“伪善”行为有所感知与怀疑,这也会直接对企业市场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企业规模在竞争优势的绩效层面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一方面说明现阶段承担起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是大企业,大型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不仅为企业自身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也为社会增加了福祉,这才是企业与社会“和谐共同发展”真正“双赢”的局面。不过,在施加企业性质控制变量后,只在企业社会绩效层面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强制性CSR行为不显著),本文设定国有企业为虚拟变量1,说明该负向调节对应的是非国有企业,反映了非国有企业的CSR活动与国有企业相比,对企业社会绩效水平的影响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政府行使社会职能的工具,即国有企业的“身份”决定了它在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众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非国有企业则不同,非国有企业履行CSR会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企业公民”行为。endprint

第四,企业CSR行为不同,CSR向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效应不同,战略性CSR行为对竞争优势资源能力层面转化的效应最显著,利他性CSR在企业价值层面转化效应最显著。这个结论的解释应该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说起。一般來说,CSR行为会随企业成长阶段的延伸而变化,因为企业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面临的成长环境会发生变化,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内容、范围和方式等会随之改变。Sethi(1975)提出了一个CSR行为的三阶段模型: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阶段—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阶段—社会响应(Social Responsiveness)阶段。在社会义务阶段,企业行为由市场力量和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处于被动、强制地位,态度消极;在社会责任阶段,企业行为与主流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相一致,企业基本接受这些约定性、惯例性的内容,消极态度逐渐缓解,但也不会主动采取更多的措施;在社会响应阶段,企业不是对眼前社会压力做出反应,而是从长远发展角度考虑自己在动态社会系统应当扮演的角色,其行为是预测性的和预防性的,企业不但没有消极态度,而且会积极主动地承担一些当前社会规范没有期望的社会责任。这个模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它细致地分析了企业成长过程中CSR行为表现不断改善的原因。但这个模型是对所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做的概括,并非针对单个企业成长过程。有的企业从创建到消亡可能一直处在某个阶段,不一定能走完所有的阶段。Carlisle和Faulkner(2004)针对单个企业成长过程,从文化嵌入角度提出了CSR演进概念模型,将CSR发展演变分为意识培育、意识觉醒、初步实施和全面推广四个阶段。本文将企业成长阶段、责任态度与动机、责任内容结合起来对CSR行为进行分类,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只有将CSR行为纳入到企业战略中去(战略性CSR),重新审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自愿参与非强制性的、非法律或伦理要求的各项社会活动(利他性CSR),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演进模型的“全面推广阶段”, CSR行为向企业竞争优势的转化才会遵循“资源能力→战略行动→战略绩效”演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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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Transformation

Effects and Logic-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op 100 CSR

Public Corporations in China

WU Ding-yu

(Busines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Beginning with the multi-level of corpo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introducing CSR behavior theory and selecting the top 100 CSR public corporation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5 as the samples of research,the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n different types of CSR behaviors contributing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different levels. In general, CSR activ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rpo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effect on capacity and value is better, while the effect on performance isn′t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SR behaviors on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different, and the larger of the corporate scale,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This conclusion giv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puzzle of CSR-CFP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sources.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petitive advantage; transform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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